自由已死,主义长存:《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自由已死,主义长存:《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凯因斯(John Keynes)曾经说过,不要低估思想与理念的力量,即使它的影响力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完全展现出来。佛赛特(Edmund Fawcett)这本《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所讲述的是,一个理念如何在这两百多年的岁月,从敏锐的思想家与干练的政治家手中,延续生命力,展现治理实效的「生命史」。

  这则故事的起点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其来有自,洪堡活跃的19世纪初正是自由主义以政治实践之姿,开始席捲欧陆与大西洋世界的时候,跟他17世纪的前辈霍布斯与史宾诺沙不一样,洪堡不再需要费力构思一整套的整全性哲学体系来支撑政治学说。少年洪堡曾经为法国大革命震慑,但这没有让他接受保守派对人性的悲观思想,施密特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但「人民的革命派?还是历史的保守派?」的两难选择,看来没有让洪堡纠结。

  对施密特来说,自由主义的软肋是无法「决断敌人」,堕落成浪漫派是自由主义免不了的宿命。不过史特劳斯则质疑施密特的论断从没离开过自由主义的视野,但敌我的生死对抗与相互承认问题,黑格尔早就用精神的教养解决了。「自然状态」的问题意识对洪堡来说非常疏离,但他对黑格尔,显然了然于胸。

  洪堡对于个人自主选择人生目标的信念坚定不移,他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中央管理的完整公立学校体系,但不允许国家过度介入,他戮力推广「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人文素养,不是职业训练。这着实不易,他曾经想关掉想把人当无差别产品生产的军校跟贵族学校,不过没有成功。在他亲手创建的普鲁士公立学校,学生固然得以沾染荷马的狂放气息,穷人家的小孩还是进了职业学校学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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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一身雅士风範的洪堡无疑是自由主义理想的人格典型,他对于教育的志向,更反映了往后自由主义绝不弃守的四个理念:愿意承认存在无法逃避、也无法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的冲突;不信任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坚信进步的史观;以及对于异己的尊重。

  洪堡代表的是自由主义光明面,他深信自由主义的任务就是教化出负责、自主不失率性的个体,而这迟早会实现。但当时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却不是这幺一回事,这是佛赛特没有说的,自由主义黑暗的一面:伴随自由主义在大西洋两岸政治胜利的,是前所未有的奴隶制度。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洲的奴隶人口从33万成长到300万,到了19世纪中叶,这数目更是超过了600万,拥有40%以上奴隶的维吉尼亚州,在美国革命中举足轻重,大多数以自由为名发起反抗大英帝国的作家,都来自于该州。而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36年,来自该州的奴隶主,有32年的时间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过,在《独立宣言》的第一份草稿中,这些奴隶主指控英王乔治三世从事非法黑人贩卖,以武力侵犯了另一个远方的民族。

  自由主义视之为核心的全人教养伦理理念,看来要有一个防护圈,把奴隶、有色人种,甚至是女人与劳苦大众给隔绝出去,好留下拥有闲暇与财富的奴隶主们。自由主义最大讽刺的是,细緻区分「奴隶」与「僕人」,证成奴隶制最体系的学说,出自于据说是自由主义之父,但新世界的土着在他看来与野兽无异的洛克之手。

  19世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迫切问题是「民主」:真的要给这些在我们圈子外的人,完整的公民权,让他们也能决定我们的生活吗?鼓吹「第三阶级就是一切」,发想制宪权的思想旗手西耶斯,曾经说这些领工资大众劳动者,就是长了两只脚,智力跟小孩一样的工作机器,他甚至构思了一个科幻未来:白人在顶端发号施令,底下全是做奴隶粗活的「新品种人形猿」。

  但这不是19世纪每个自由主义者都展望的未来,这也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与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佛赛特书封上八人的其中两位──在自由主义生命史中,举足轻重的原因。密尔相信,如果有运作良好的代议制度,就能降低民主带来的冲击,这鼓舞了自由主义者相信制度的力量,也包括了密尔种种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政府供应公共财、保护儿童未成年人与低等动物、管制工时以及贫民救济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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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密尔看来,自由主义与其巩固反动的防护圈,防堵民主潮流,不如走出圈圈,领导改革,改革制度,带着整个「社会」一起进步。更重要的是,在密尔身上,自由主义者看到了更体系化,更直接面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自由主义学说,与社会改革的热情可以并行不悖。

  托克维尔自命「新品种自由主义者」,他坚信民主带来的「身分平等」是回不去的天命,意味着一切社会关係中的权威都会失去理据,而这正是反覆动乱的欧洲大陆所面对的问题。跟密尔一样,托克维尔相信制度的重要,集众起造制度,在「自然」的民主天命之下重新锻造「人为」的政治连结,通过结社重新组织被分解的社会,是挽救自由主义的唯一方法。新大陆上的「城镇精神」,是一切先验权威正当性都烟消云散民主时代,唯一的救赎。

  一百多年后,欧洲大陆印证了托克维尔的担忧,藉民主程序上台的极权体制几乎摧毁了一切社会关係,再也没有任何权威,只有一个元首。为逃离纳粹而渡海来到新大陆的犹太裔女性思想家,对于美国政治沦为兜售形象的共和危机,也有类似的诊断:美国的制宪精神是集众成力的权威构建、要用地方城镇的政治参与培力公民、公民不服从具现了平等自由人之间实现连结的可能等等,无不体现了托克维式政治。

  政治就是从无到有创造连结的过程,「没有政治的民主」就是宰制灵魂的柔性专制。儘管政治涉及各种繁琐令人生厌的程序,冗长的开会与讨论,但托克维尔说这是贵族制唯一值得保留的优点,而民主有机会让它重生。正是公民之间率直的自由结社,创造了民主的贵族气味。

  政治这个过程也会产生满足于小小政治成就的浮夸恶习,如果这个恶习不幸又有了宰制生死的权力,就成了庸常之恶,鄂兰是这样看待艾希曼的。不过这也显示打造多元的政治连结,彼此制衡有多重要,后极权时代的思考不是一个人的事,打保龄球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事。所以托克维尔愿意牺牲一点点洪堡式的美德,来交换他在美国城镇中看到的小小自满恶习,以求换回迷失在同温层与社会大众舆论中的自由主义高贵灵魂。

  民主政治逼得自由主义者,面对洪堡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差异,更被逼得走出舒适圈,但民主也创造了新的同温层:身份平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血缘的原始连带,以及抽象的世界共同体连结,在社会中饱受大众舆论碾压的个人,要幺退回家族同温层,要幺迷恋抽象不切实际的身份连结,民主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消灭了所有社会关係的中间值,托克维尔绝非危言耸听,当代基本教义派与全球化派,近乎福音般的扩张理据,其实都在托克维尔的预见当中。

  密尔与托克维尔都表明起造制度,对于维繫自由主义生命的重要,但他们毕竟都不是掌握权力的人。佛赛特一书特别之处,在于他对干练政治家的关注。要巩固「追寻在伦理上获认可,由彼此平等的公民,在不诉诸不当权力的情况下,促成人的进步」的自由主义体制,仅仅只是理论上的细腻敏锐是不够的,少不了真正拥有现实权力,笃信自由主义价值的政治家。

  这相当程度反映自由主义在20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的命运(机运)。区克夏(Michael Oakeshott)说欧陆的自由主义论述经历过典範转移,关心的焦点从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证成,转向对政府职能的限制。但让自由主义重新茁壮的新大陆没有这个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个治理成效的问题,这也表明,自由主义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治理问题。

  佛赛特书封上称得上「掌握权力」的人:分别是:长期主宰经济政策论述权力的凯因斯,推动「新政」将美国从大萧条中挽救出来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以及以一本《美好社会》带动风向,风靡大西洋两岸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灵魂人物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自由已死,主义长存:《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凯因斯与罗斯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凯因斯断言资本主义必须约制自由放任思想,必须约制市场,才能生存下来。但凯因斯没有在自由放任思想,这头他称之为昏睡中,迟早被杀死的猛兽身上花太多时间──显然他太过轻敌了──他忙着讲课、上电台、参加公听会,乐此不疲地参与各种政策辩论。

  凯因斯觉得马克思的信徒只会胡言乱语,但他相信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未来,对他来说,资本主义体制在很多面向上极不可取,但只要国家愿意承担责任,市场失灵并不是无解。凯因斯是出色的论战者,同时也是成功的实业家,甚至还有精力定期组织文学读书会,在佛赛特这本书中,他可能最接近洪堡心中真正的全能通材。

  其实,在摆脱大萧条与战争阴影后,自由主义的理念不能不说没有重大进展,詹森任内通过投票权法案与公民权法案,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措施从此失去法律保护,终于所有的「美国人」可以不分种族,纳入联邦权利法案的保护。凯因斯遗憾的是,在自由主义愿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再也没有他们19世纪前辈的自信。

  而罗斯福是讲求实效与选票的政治家,不可能坐拥国家政策工具,却重蹈胡佛覆辙,放任市场失灵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吞噬他的支持度,儘管很多证据说明罗斯福不过延续了胡佛的政策。不论政策细节与收割问题,体现凯因斯精神的「新政」确实挽救了自由主义,丰裕社会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政府引导、激励与积极利用市场的年代。

  当傅柯说自由主义有其治理性时,「新政」不能不说是理据之一,但罗斯福也象徵美国正式告别门罗主义,此后,「基地帝国」成了这个星球新的治理性,新的大地法。

  凯因斯的思想,加上罗斯福的实绩,主导了30年代以后的经济政策思维,自由主义结合资本主义或许千疮百孔,但如果不打算革命的话,眼前这样让国家去驯服市场野蛮力量,似乎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这却让自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忧心,却也无可奈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奈特曾经悲叹「即便在这个国家,我们也无法再回到自由放任的经济上」。但李普曼1937年写就的这本《美好社会》,为「自由主义者」的反攻吹响号角。他非常明确地把自由主义的敌人决断为「集体主义」,这个敌人有很多姿态,有恶质的纳粹、法西斯还有共产党,也有披着良善外衣的渐进改革者:无疑是指各色凯因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自由已死,主义长存:《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在自由主义的理念史中,李普曼这本畅销的《美好社会》经常被低估影响力,海耶克在接近三十年后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20世纪自由主义的圭臬之作──就表明是向李普曼与《美好社会》致敬。批判计画经济,把社会主义跟法西斯主义说成同一回事的,坚持任何「有损个人处理经济事务自由」的社会哲学,最终都会通往极权体制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处处可见李普曼身影。

  不只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有能力挽救自由主义,在30年代还是非主流的「放任市场」,可以在五十多年后迅猛回归,绝对不是因为思想本身的力量。海耶克希望他主持的「朝圣山学社」的所有成员,要对根本问题有基本共识,并致力探求实现目标的政策,不要做漫无边际的思想辩论,朝圣山学社不是学术团体,但也不要是短视近利的类政党组织,它的抱负是自由秩序的普遍原则。

  无论是李普曼或者海耶克,都展现了极高明的组织能力,他们很正确地意识到,思想要取得胜利,就不能单打独斗,要用企业精神经营思想组织,也不妨用营销话术推广思想,不折不挠。在往后的日子里,自由放任的思想起死回生,不只在经济学界赢得最高荣誉,各种互通声息的政策研究机构与团体,更在慷慨人士的资助下,逐步夺回论述经济问题的主导权,李普曼与海耶克当年辛苦播种的因,今天看来成果非凡。

  李普曼与海耶克在行动上是进取的,但心态却是谦卑的。他们都不否认自由主义的实践出了问题。海耶克对市场的拥护其实来自于他对秩序机缘性本质的观察,以及对各种「真理」的怀疑,这点让他在思想气味上,更接近「英式」自由主义者区克夏与柏林(Isaiah Berlin),虽然区克夏认为像海耶克那样,用自由市场这个「计画」来对抗所有计画,其实还是同一种政治思维。

  海耶克本人的遭遇,反映的是「朝圣山学社」第一代在思想上无法挣脱的束缚,他们尝试克服19世纪自由主义的缺陷,但又从内心深处欣然认同自由主义,「为何自由主义失败了?为何需要修补自由主义?」是他们恳切探索新的社会秩序基础时,摆脱不掉的心病。

  朝圣山学社无疑起于回应自由主义的危机,但即使是海耶克本人,也无法阻挡朝圣山学社被经济学家「美国化」,朝圣山学社曾经揭橥的理想是要打造一个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平台,共做一个有社会哲学基底的「全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但随着好战的美国经济学者逐渐取代谦卑的欧陆学者,经济学家用市场的真理取代了哲学家看似含糊不清,继续争辩十年也不会有输赢的哲学论辩,海耶克这个宏大的理想显然无疾而终。

  时代氛围的转变,无疑也是「朝圣山学社」美国化的主因。活过大萧条的朝圣山第一代,目标是谦卑地希望在政府职能扩张之余,能够保留市场与个人的自由空间,但对身处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第二代人来说,坚信市场价值,摆出绝不向任何「计画」经济妥协的姿态,毫无心理障碍。

  弗利曼(Milton Friedman)是箇中翘楚,他坚信自由主义绝对不会有问题,自由主义如果出问题,也是因为它失去曾经拥有的涵义,不够「自由主义」。看待自由主义,他没有上一代人的心病,他毫不怀疑「能让美国通往真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最近捷径,就是19世纪那条大路」。

  佛赛特讲述自由主义生命史的独到之处,是他对于自由主义治理实绩的关注,自由主义者对四大理念──承认冲突、不信任权力、相信进步、尊重异己──不可偏废的坚持,会让「自由在棋局结束时,现身大展身手」,于是表明自由主义仍有得以为之奋斗的理据,儘管这个世界仍未尽完美。

  但佛赛特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市场就是真理」颠扑不破,意味着朝圣山学社第一代打造「全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已惨遭横逆,英式自由主义者区克夏与柏林彼时只余遗音,而重新粉墨登场的是,是恐怕连海耶克都很陌生的「新自由主义」。

  佛赛特说的没错,要把自由主义最一开始的政治实践,看作是「在前所未有的剧变中,奋力打造稳定的立足点者」,务实的自由主义「既追求自由,也寻找秩序」,但佛赛特也没有意识到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善用剧变的能力,远比他们谦卑的「自由主义」前辈来得更狼性。

  2005年的卡崔娜风灾几乎摧毁了纽奥良,93岁高龄依然笔战不懈的自由主义老兵弗利曼,反而从灾难看出用市场机制重整教育体系,彻底摧毁凯因斯遗绪的契机。全盘激进改造体制的市场改革,往往伴随镇压、驱离与战争,这很难说是偶然。

  70年代阿根廷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为推动市场改革强力镇压反对力量,三万多名以左派为主的反对者「被失蹤」,而弗利曼恰好是皮诺契特座上宾;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后一哩路;柴契尔夫人发动福克兰群岛战争后,回头就对国内抗争的煤矿工人动手。看来,「市场至上」的「改革」固然能在民主政治下实施,但新自由主义者跟南美、俄罗斯与中国的领导高层可能相处得更融洽。

  曾经,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不分出身与门派,共同挺身对抗的是,以真理之名戕害人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现在,关心自由主义命运的人也该起身对抗,有经济学傍身,把市场当真理的「科学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能迴避它在80年代以后变种出来的「新自由主义」,而仅仅反覆复述四大理念绝不让步,自命务实,可能远远不足。

  如果朝圣山学社第一代创建者,希望结合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一起构作全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并维持体现机缘性自由的市场,不受国家侵犯,以此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那幺,也许关心自由主义的人,需要再来一次朝圣山运动。

自由已死,主义长存:《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书籍资讯

书名:《自由主义:从理念到实践》 Liberalism: The Life of an Idea

作者:爱德蒙.佛赛特(Edmund Fawcett)

出版: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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